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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掩卷余华的《兄弟》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上部写得挺好,下部写得特屁,有点像凑字数,重复来重复去,而且许多情况太假太假,虽然反映了一些问题一些社会现象很实在,可是写得很不好。上部值得再读,而下部一遍也不能细,如果不是因为上部,下部也不值得读。”这是写在日记中的,自己和自己聊天的内容。
小说《兄弟》很早前就听说了,翻开得却挺晚。读上部的时候,我隐约的读出了一点王小波的风格,读起来让人发笑。李光头和王二似乎有那么一点像。都是力比多旺盛的角色。书中的故事都令人发笑,可是笑过之后都能回味出其中一点点深刻的东西。多少有一点冷笑话,黑色幽默的感觉。余华出生在1960年,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娃娃,不过还是亲历了文瑞脑消金兽革。王小波出生在1952年,在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中吃了不少苦。出生在八○年代的我只能从他人的口中,从他人的书中读到一点关于文瑞脑消金兽革的东西。文瑞脑消金兽革是一场劫难,但是造就了许多精神领域的悲剧英雄。我们晚生要是拿文瑞脑消金兽革做文章,大抵是要闹笑话的,更让那些老三届看不起,原本已经被叫做垮掉的一代,要更垮了。
读《兄弟》的上部,仿佛在读一些YELLOW笑话。但其中不乏一些感人处。当读到宋凡平手被打得脱臼却骗李光头宋钢说那是让手休息,手肿了,他说是休息好了长胖了。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德国电影《美丽人生》,其中讲述了在屠有暗香盈袖杀犹太人的时候,那个父亲把犹太营的生活说成是一场子为了赢得坦克的游戏,从而用美丽的谎言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在宋凡平死后,当说到李光头因为在档案里写的父亲是宋凡平,成分是地主被人欺负时后,想改成他生父的名字,而当他的母亲让他改时他却不想改了,理由如此的简单,因为改过之后和宋钢就不是兄弟了。仿佛像是一个小笑话,却让人笑得苦涩。在读到李光头对苏妈说:“你会有善报的。”苏妈也对李光头说:“你会有善报的。”看到李光头一家三口时,苏妈又说了一声:“你们都会有善报的。”读到此处,我被感动了,如果我再脆弱一点,再多愁善感一点,也许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在上部的结尾处,宋钢跪在继母李兰的坟前说出:“如果只剩下一碗饭,我会把它留给李光头吃,如果只剩下一件衣服,我会把它留给李光头吃。”这是怎样的一种兄弟情深。读完上部,这四个小小的细节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其它的那些仿佛都可以淡去。因为这几处让我甚是感动,所以当我读完上部后,我迫切的想读下一部,然而在读完之后让我感到的却是失望。
小说的下部比上部厚了许多许多,读过以后留下的却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印象。虽然文中反映了许多社会现象,记录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丑陋现象。刘镇那个“睡了觉就一起过”的传统被丢了。随之而出现的是那败坏了的风气。人们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多少东西变得那样的假,那样的虚。物质生活上去了,精神家园却分崩离析了。读下部《兄弟》的时候,唯一让我有点感动的是宋钢和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分饭吃的那一幕。除了这一点感人之外,剩下的全是杂乱无章。当然一部作品的好坏不能以是否感人来下定论。这个世界已经被弄得千疮百孔。追逐金钱,追逐名利,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做。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心寒。
如果我预知《兄弟》后半部会是如此的一副景象,宁可被吊着味口,却想象后半部的内容,想象的一定会比余华所写的要好。仿佛那断了臂的维纳斯,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我总在想,要是我读到的下部是别人续上的那该多好。把好好的上部接在了如此的一个下部之上。仿佛捡到一张百元大钞握在手里那一半是真的,而另一半却是假的。
25日的《中国青年报》的阅读周刊上提到了余华的《兄弟》下部。说其最受期待却又遭受了很多批评。说《兄弟》下是第三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6)最佳奖,提名的八部作品中唯一一票未得的。如果换我,我这一票也会抓着不给。给上部却不给下部。综合起来还是不愿给。文中说作者在写下部的时候很痛苦,读者的胃口被吊起来了。手中的笔被商业契约赶着跑。读完上部,胃口确实被吊起来了,可是下部读起来却不对味。仿佛书中的李光头在把三鲜面吃下去以后,再吃阳春面。吃完后,李光头觉得亏了,原来的三鲜面的味道也被盖住了。读完《兄弟》的下部以后,上部的好感也因此打了折。吃完后,李光头在打隔时,抱怨了。读完书,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也抱怨了。
《兄弟》被后半部毁了,毁得可惜。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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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终岁尾,总免不了感叹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大好的青春又一年过去了,回头望望走过的一年,写在印象深处的东西总不多,满以为记忆中会有什么大的风浪,可迷迷茫茫的俨然一片唾沫星。
回头望望,2006年过去了,不喜欢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我,连对自己的奉承也忘了。大学生活走进了下半页,隐约的有了那么一点点麻木,厌倦的感觉。叔本华说:“知识是苦难的根源。”在过去的一年里读了不少书,读完之后留下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在过去的一年里写了不少东西,有的贴在了博客里,有的作为私人写作,那些可贴的不可贴的都贴了,那些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现在说话自由了,换以前,说了不该说的,写了不该写的,前途大抵也就渺茫了。我的死党,曾经的同学加战友劝我别在网上瞎叨叨免得惹祸,这话说的实在。我想我只是发发牢骚还不至于上升到党性不纯、政治觉悟有问题的高度。我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慢慢的习惯吧。会学着说话的时候谨慎些,学会“实事求是”吧。
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业绩,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不过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不曾浪费过时间,不曾虚度过光阴,兴许这便是弥足珍贵的吧。
一年过去了,大多的时间都生活在了校园的四角的天空下面,现实生活中没有增添几副新鲜面孔,倒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结交了一些淡淡的朋友,简简单单的交流,简简单单的问候。应该感激博客这个平台,让我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我在现实中感到迷茫的时候寻求到一个清静的世界。在这里可以和各地的人交流自己的心情,交流自己的看法,而无需顾忌太多。萨特说“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我赞同,总喜欢写一些看不惯看不爽的东西。一个朋友只在难过的时候才写日记,而我写的东西抒情的少,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少,嘲讽的多,发牢骚的多。这可能是年轻的态度,所谓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吧。
我曾经渴望在大学的生活里寻找一份真挚的爱情,也许是因为想爱不敢爱的缘故,所以一直都没有寻到想要的爱。于是常常用一个人的生活是自由的来精神胜利。想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谈上,当我已经准备好一个人走进大学,一个人走出大学的时候。梦中的女孩戏剧性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于是在2006年入冬的时候我恋爱了。感谢一本书,感谢一家书店。因为它们是一条红线把两个人牵到了一起。曾经有人统计过大学时代的爱情有百分之九十是不会成功的,而剩下的百分之十中有百分之五是以离婚收场的。这百分之五中还有一些是将就着过的,所以幸福的机率是那样的小。我们会不会在其中,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们爱得小心翼翼。“革莫道不消魂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革莫道不消魂命军人一块泥,糊到哪里不起皮。”这话说得好啊,可是在这句话的背后有多少“日日思君不见君”。想爱,要爱,却不敢大胆的爱,怕给不了幸福,怕辜负,怕伤害,又怕错过。我总以为自己干脆利落,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做敢当。可是在恋爱面前我却像被霜打过的茄子。女朋友叫我不要too confident,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有点smell beautiful。但我总记得曾经听到过的一个传说,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已经设计好了,男人身上最宽的是肩膀,那意味着责任;女人身上最宽的是腹部,那意味着宽容。我知道什么叫责任。我们都深知有许多的困难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写给女朋的信中我说到了:虽然在我们面前摆着的困难有许多许多,但这并不可怕。如果我们走到了一起,这一路上的坎坷可以让我们的幸福不会脆弱;而如果我们走不到一起,这一路上的荆棘也可以让我们找到一分心灵上的慰藉。
2007年就要来了,在2007年里,我肩上的红肩章将会换成黄肩章,在2007我将结束我的大学生活。依稀记得五年前,当手里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当大学梦碎的时候,曾经有几多的惆怅,是一身军装给了我希望,而如今我的大学生活也行将结束了。仿佛只在眨眼间,穿上军装已经五年多了。总是在年终岁尾的时候才猛然间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好快。
大学的日子不多了。相信在最后的半年里,我可以给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相信新的一年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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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云水谣》
在平安夜来临之前,看了一部电影。两度热泪盈眶。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时候,看的人越看越静。听到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好多人好多人流泪了,流泪的时候我还挺小。但是记得很清。长大后让我感动的电影少了。我以为我开始变得没心没肺了。可是昨天看了一部电影《云水谣》我还是被感动了。
几天前曾经和一个朋友聊起读书时的感受。好友在看书的时候,总是随着书中的情节走,或笑或哭,而我只在看到开心处会没完没了的笑,看到感人的地方,不会哭,却会责怪作者何以安排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看《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当田晓霞被大水冲走的时候,我责怪过路遥,是他拆散了田晓霞和孙少平。看《穆斯林的葬礼》的时候,当韩新月离开的时候,我责怪过霍达,是他拆散了韩新月和楚雁潮。所以在看书的时候,我只笑不哭,但是在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我却止不住跟着剧中的情节或哭或笑,然而新近让我感动的电影也不太多了。记得在看电影《至高无上》的时候,当看到李雪健演的收税人用木板给他的女儿画出一副键盘弹练钢琴的时候,我被感动了。看电影《任长霞》的时候,当看到任长霞在拘捕一名犯罪分子的时,在将其押上警车后还让其下来再抱一次女儿的时候,我被感动了。在看电影《生死牛玉儒》的时候,当看到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牛玉儒依然强装成一副乐观的样子面对家人的时候。我也被感动了。
长到现在,我已经不复是一个小孩,然而在看电影时仍有眼睛止不住出汗的时候。在生活中我们还是需要多一点感动。我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不会变得没心没肺。当然看电影看到感人处不被感动并不意味着就是没心没肺。但于我而言,虽然我明知那只是电影,可是因为其在现实中可以想象,所以会被感动。当我不再被感动的时候,也许那是我开始麻木的时候吧。
看电影《云水谣》,当我看到剧中的王碧云要陈秋水的母亲为她戴上戒指的时候我的眼睛也跟着出汗了。那是一种对爱的执著。太勇敢太执著了。当看到陈秋水和王金娣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在陈秋水敬了远方的母亲一杯酒之后,王金娣接下来却给王碧云敬了一杯。这是怎样的一种宽容。看到这里我的眼睛又出汗了。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当市场经济把那些浑浊的东西带进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的视线也开始变得混浊了。有时候还是需要用泪水来冲洗冲洗。只有那样才能对这个世界不至于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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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12/21/11/tieqianjiangjun,20061221213028.jpg[/img][/align]
曾经读过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这老头说图腾崇拜源于乱人比黄花瘦伦畏惧。这老头的理论颇具争议。褒贬不一。老头宣扬的力比多动力论受到许多人的唾骂。所以对于图腾的真正原因,他的说法有信者也有不信者。按老莫道不消魂毛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弗老还是有发言权的。虽然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赞成可不赞成,但老人家的学术态度却是无可非异的。这里不说弗老,借弗老见解审视一下另一本书——《狼图腾》
很早前,同桌在看《狼图腾》的时候说这本书写得好,因为同桌常读一些武侠小说,所以我想应该不过尔尔。同学读完之后,我也就没再在意了。开卷《狼图腾》,是在上月一个朋友提起之后。也许是爱巫及屋的缘故,朋友说好,我就读了,读过之后感觉也挺好,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与书中不敢苟同。
也许《狼图腾》和《图腾与禁忌》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小说,后者是学术专著。小说中难免有一些夸张的成份,加入一些虚构所情节,但小说还是可以反映一些现象。《图腾与禁忌》是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其中自然还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狼图腾》一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我不知道将此书归为“伤痕文学”是否合适。但我从字里行间还是读出了作者一点“老三届”的派头。在读《狼图腾》的过程中,读到不同的地方感受是不同的。当然其中未免掺进一些自己的个人观点。我想对于一本书来说,能引发别的人思考也就成功了一半。当然不同的人对待不同的书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人阅读的习惯和能力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立场观点的差异自然而然也就会形成褒贬不一的必然结果。对于“伤痕文学”我总是带着一定的崇敬之心。如果说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十年是一场劫难,那么劫后余生的自然而然会成就一些文化上的瑰宝。钱钟书说:“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伤痕文学’是文学的主流。凡是成功的伟大胜利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之下的产品,极少是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也应了那句“物不平则鸣”的说法。
王小波曾经也对“老三届”自以为怎样怎样进行过一定的批驳。“当过知青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当过了知青没有白当,为后人留下了一点东西,一点精神上的财富,一点深刻的教训。杜牧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读完《狼图腾》我觉得其中宝贵的一点是警示了人们要学会讲究一点生态,爱惜一下“大命”草原是毕利格老人心中的大命,而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人类的大命。但书中把汉人贬得一文不值,却也让我学得未免有些偏激。
读完之后,感觉作者似乎把狼神化了。读此书之前对狼一无所知,受到一些书籍的潜移默化,对狼的感觉是差的。读过之后发现原来狼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坏,但按书中的情形去理解狼我却也不敢完全苟同。毕竟这是一部小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国人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书中的主角陈阵走进了牧民的生活,也就迷上了草原的游牧生活。也许其中的主角有作者的影子。当然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图腾大多是一种动物(无论是可食、无害的还是危险的可怕的),较少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是一种植物,或者一种自然现象(诸如雨和水),它们与整个氏族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首先,图腾是一个氏族的共同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神与相助者,这种图腾如果说对其他部落而言是危险期,那么对于本部落来说,它则能向其部落成员发布神谕,识别并眷顾其子民。”那么将图腾动物神话,也就无可非异了。我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我不属于狼图腾一族。读此书之前,我对狼一无所知,受到文字的潜移默化,觉得狼不是什么好东西。读完之后,觉得狼似乎不是想象的那样坏,但按书中的情形去理解狼,我却也不敢苟同。毕竟这是一部小说。近朱者赤近默者黑。国人有一种从众心理,书中的主角陈阵走进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也就迷上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也许其中的主角有作者的影子,这里用也许,因为我没有考据过作者的所表,主人公迷上了草原狼,于是不少读者也跟着迷上了草原狼,有的甚而跟着书中骂汉人,骂自己。而我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只是站在这里当看客。情节在书中,观点在书外。当然看客发展到今天,除了看看热闹也还会加进一点点思考。而文人对政治对社会总是不满的。写的一些东西未免有些偏激,所以看客有时候应该反而清晰,毕竟当局者常迷,旁观者常清。
鲁迅先生说人还是要有一点兽性的,小说作者推崇的也是狼性甚于羊性,而在我看来,在人的本性中原本就存在着兽性。把汉人的小孩扔到狼群中,如果成为狼孩的话会带上狼性而失掉人性,而狼被人养之后,如书中陈阵所养的小狼依然还是带着狼性而不会染上人性。所以只是人进化得快了点的问题,而汉人进化得偏快了的问题。游牧民族适合在战乱中成为英雄,而农耕民族则适合在和谐的世界里激流涌退。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元唐时代的辽阔疆域,唐太宗很牛叉,是天可汗,腾格里可汗,可是在玄武门外伏杀的李元吉,李建成是他的弟弟,身上流着狼血,于是手足之情也就没了?武则天是将门狼女,为了当皇上不惜把亲手儿子给捏死,身上有狼性,就把亲骨肉给灭了?提倡?发扬?
我无意为汉人作什么样的辩护。毕竟在那些逝去了的日子里,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不该引以为荣而该引以为耻。毕竟“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然而正视却往往并不容易。历史常常会归避一些问题,因为历史常常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所以其中多是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东西。王小波在《我的舅舅》里说历史是文科,而文科的导向原则是——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应当导向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结论。同时,在他的《红拂夜奔》里也有一个类似的结论:红拂殉夫正逢太平盛世,领佳节又重阳导上碰到每一件事都把它往好里解释。这大抵也是如我者常常会有一点优越感的原因。因为我对历史不太感兴趣,接受灌输的是正史,而野史中却藏着许多真实的东西。这一点很容易让一些人如我者忘记前车之鉴。于是在外来的指责中仍显倔强。
国人中如我者有许多,常有一副煮熟后的鸭子的嘴脸。虽然在私下里明知自己是错了,但在公众场合却愣是不低头,前有孔乙己的“窃书不为偷”,后有包顺贵的“一代人管一代事,下一代事我就管不了了。”
读《狼图腾》当文中的陈阵看着千里荒漠,怀念昔日的内蒙大草原时,激起了我的一点伤感。一点珍爱大自然的情结。生在农村,到现在被我砍掉的树比我种下的树要多得多。幸而家乡山水的自动调节能力比较强。长得比伐得快。倒也无需为此太过担忧。从家乡走进城市,呼吸着呛鼻的空气。喝着酸的涩的水,我总怀念家乡的绿水青山。我们生活的世界确实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了。这其中有前人的错,有今人的错,但也不尽是汉人的错,不尽是农耕民族的错,不尽是羊性的错。我总觉着作者有些偏激了。当然如果不是这样的偏激也许也难于激起一个迟钝民族的清醒。鲁迅先生上人世纪的呐喊,声音还在回荡,可许多人仍然在沉睡中。罗素归结出的中国人贪婪,怯懦与冷漠的三个弱点。很贴切。当然也如罗素所说:“中国人的性格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他们思考的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是万年。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的文明未经变化的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这其中所指的中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抵是汉人了。这其中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是那些被汉化了的民族。这其中的文明是精华还是糟粕?是财富还是累赘?才疏学浅若我者,不敢枉下定论。
此书的失败之处,在我看来莫过于作者塑造了陈阵这个角色。我以为这是一个败笔。因为作者在这个角色中掺入了太多自身的想法。既便是没有受到《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影响。也会自然而然的把陈阵附到作者的身上。愚以为,作者若用第一人称来写这本书,收效会更好一些。是担心被人当作作者的自传来读?还是担心其中那些偏激了的话不敢背负?这是不是隐隐约约的又暴露了书中所谓的“羊性”?作者写这本书腹稿打了二十多年,而最终却还是够完满。也许这不值得去深究。这与作者写此书的出发点无关,但读过书后发发牢骚,在茶余饭后嚼嚼舌头,是前人流传下来的传统。好也罢,坏也好。憋在肚中难受,于是凭栏一吐。
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是在对澳洲的一些土著部落进行考察后写成的。弗洛伊德说“在这些澳洲土著部落中‘图腾崇拜’制度取代了所缺少的所有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地位。”人还是需要一点信仰的。没有一点信仰在遇到一些解释不了的现象的时候,人难免会感到茫然,在干一些坏事的时候想不到可能会有报应,于是肆无忌惮。包顺贵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敢把狼赶尽杀绝。信仰缺失确实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也可能是一个灾难。邪教容易在这里滋生。没有正统的宗教来慰藉人们的精神就需要图腾需要禁忌。而当图腾与禁忌也不讲究时。那可能就只好追随科学,而所谓的科学在许多时候是要会出血的代价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两朵蘑菇云,城市上空笼罩着的光化学烟雾,这些与科学有关,但不一定与信仰与崇拜无关。
当宗教信仰开始让人怀疑时,当图腾崇拜成为神话时,也许下一个图腾崇拜的只剩下自己了,若李宗吾者,以吾为宗,若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者,信仰不朽。
图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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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时候,学长对我说:“有空的话多往系里跑跑,争取到时弄一张聘书过来,以后也许用得着。”
给系网站当文字编辑是因为大一的寒假投了一篇稿——《我的寒假日记》。稿中记下了二十几个大学生第一次在家乡为父老乡亲组织春节晚会的几个情景。因为一篇稿于是被系里的一个伯乐——一个干事相中了。队长和我说干事让干文字编辑工作时,我有点受宠若惊,有点诚惶诚恐。我的基础语文学得不好,常写一些通假字(别字),常写一些病句。自己原本就是一束问题,要挑别人的问题,常常无从入手。后来还是慢慢的上路了,在挑别人毛病的时候自己的毛病也渐渐地少了。
大二的时候担任了队里的宣传委员,负责院报的投稿工作,可是其中的潜规则挫伤了我的写作积极性。后来的日子里写的东西甚少。常常写了也不投,作为私人写作。系网站的更新也很不及时,没什么工作,原本有一个同年级的搭档,后来没有干了,我也没打算干下去,有一点力不从心。进入大三的时候,因为手中有一台电脑,所以写作的兴致渐高,因为仍在新闻报导组中,一次交了一篇稿给战友,战友将其投到了系网站,后来伯乐又把我挖走了。后来只负责文学这一块的工作,对于新闻报导一类实难去为,因为新闻报导中多有虚构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吾不擅写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东西,也不喜读这类东西,看到太假的东西会过敏。于是只管了系网站中的芳草园这一栏目。其间来来回回跑得不少。干事偶尔也鼓励几句。然而就是不给我聘书,有一次干事说写了东西也到院报到政工网投投,有作品发表,别人才能认可我的工作。后来让战友帮忙投稿倒是上了几篇,自己投依然投一次沉一次。干事也就没再说什么。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毕业已经在前方不远处,接下来的毕业论文工作渐渐提上了日程。顿起了一点不想再干的念头,有一点自私。下午去交审过后的稿的时候,吞吞吐吐的向干事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吾向来有些口拙,尤其是在领佳节又重阳导面前。干事的答复是以为给过我了,看那样子不像搪塞,而且说为我能喜欢这份工作而感到高兴。意思是过一阵子给我补。
吾向来以淡薄名利自居,认为那些荣誉那些光环不过尔尔。倒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因为我手头上的荣誉证书已经不少,相对来说已经是挺多挺多。其中有许多都是出乎自己意料的所得。因为我口拙,向来不擅于和领佳节又重阳导打交道,而口拙的我,在今天却做了一件很是不寻常的事。也许是因为头上的光环不少,所以敢说其不过尔尔,然而在惦记着某一个光环应该属于自己而没有得到时,我还是显得那样的爱慕虚荣了。
这件事放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决不会做,因为我觉得不屑于那样,也许真正的原因是我拉不下这张脸。今天我做了,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证明我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我了。这大抵是时间冲刷后,在生活洗礼后的结果。我隐约觉的有一点感觉这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原有执著的一种缺失。是功利心在我身上的萌芽。
我向来的态度是不与人争不与世争,只与自己争。这可能源于很早前听信了那句“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听信了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说过的那句“不要管别人,只要比上一次的自己进步了,你就真的进步了。”在过去了的日子里,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别人的争宠,可以很不以为然的去看待别人的溜须拍马。因为与我无关。当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挖过大坑陷害我。懒于去寻找那通往“成功”的捷径,只守着自己的一片家园,做自己的事。我坚持做一个好人,这一点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是不会改变的,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许会成为一个警惕的人。因为除了自己,对手还有别人。
我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爱慕虚荣。一纸聘书算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我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份工作,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为了明天可以因为今天而骄傲才去孜孜不倦。
索要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错?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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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ged 虚荣 原则 生活 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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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时候,学长对我说:“有空的话多往系里跑跑,争取到时弄一张聘书过来,以后也许用得着。”
给系网站当文字编辑是因为大一的寒假投了一篇稿——《我的寒假日记》。稿中记下了二十几个大学生第一次在家乡为父老乡亲组织春节晚会的几个情景。因为一篇稿于是被系里的一个伯乐——一个干事相中了。队长和我说干事让干文字编辑工作时,我有点受宠若惊,有点诚惶诚恐。我的基础语文学得不好,常写一些通假字(别字),常写一些病句。自己原本就是一束问题,要挑别人的问题,常常无从入手。后来还是慢慢的上路了,在挑别人毛病的时候自己的毛病也渐渐地少了。
大二的时候担任了队里的宣传委员,负责院报的投稿工作,可是其中的潜规则挫伤了我的写作积极性。后来的日子里写的东西甚少。常常写了也不投,作为私人写作。系网站的更新也很不及时,没什么工作,原本有一个同年级的搭档,后来没有干了,我也没打算干下去,有一点力不从心。进入大三的时候,因为手中有一台电脑,所以写作的兴致渐高,因为仍在新闻报导组中,一次交了一篇稿给战友,战友将其投到了系网站,后来伯乐又把我挖走了。后来只负责文学这一块的工作,对于新闻报导一类实难去为,因为新闻报导中多有虚构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吾不擅写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东西,也不喜读这类东西,看到太假的东西会过敏。于是只管了系网站中的芳草园这一栏目。其间来来回回跑得不少。干事偶尔也鼓励几句。然而就是不给我聘书,有一次干事说写了东西也到院报到政工网投投,有作品发表,别人才能认可我的工作。后来让战友帮忙投稿倒是上了几篇,自己投依然投一次沉一次。干事也就没再说什么。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毕业已经在前方不远处,接下来的毕业论文工作渐渐提上了日程。顿起了一点不想再干的念头,有一点自私。下午去交审过后的稿的时候,吞吞吐吐的向干事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吾向来有些口拙,尤其是在领佳节又重阳导面前。干事的答复是以为给过我了,看那样子不像搪塞,而且说为我能喜欢这份工作而感到高兴。意思是过一阵子给我补。
吾向来以淡薄名利自居,认为那些荣誉那些光环不过尔尔。倒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因为我手头上的荣誉证书已经不少,相对来说已经是挺多挺多。其中有许多都是出乎自己意料的所得。因为我口拙,向来不擅于和领佳节又重阳导打交道,而口拙的我,在今天却做了一件很是不寻常的事。也许是因为头上的光环不少,所以敢说其不过尔尔,然而在惦记着某一个光环应该属于自己而没有得到时,我还是显得那样的爱慕虚荣了。
这件事放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决不会做,因为我觉得不屑于那样,也许真正的原因是我拉不下这张脸。今天我做了,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证明我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我了。这大抵是时间冲刷后,在生活洗礼后的结果。我隐约觉的有一点感觉这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原有执著的一种缺失。是功利心在我身上的萌芽。
我向来的态度是不与人争不与世争,只与自己争。这可能源于很早前听信了那句“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听信了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说过的那句“不要管别人,只要比上一次的自己进步了,你就真的进步了。”在过去了的日子里,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别人的争宠,可以很不以为然的去看待别人的溜须拍马。因为与我无关。当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挖过大坑陷害我。懒于去寻找那通往“成功”的捷径,只守着自己的一片家园,做自己的事。我坚持做一个好人,这一点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是不会改变的,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许会成为一个警惕的人。因为除了自己,对手还有别人。
我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爱慕虚荣。一纸聘书算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我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份工作,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为了明天可以因为今天而骄傲才去孜孜不倦。
索要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错?
12-18
12月11号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乞讨作家”退出作协引发新一轮争锋》的文章。看过之后感慨良多,总想说一点什么。圈外人看圈内事,大抵是看不怎么明白的。作协,像是一个光环,也像是学历文凭时代的一种相似的东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发生的事情让人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了。我突然想起了下蛋的母鸡。
杨绛先生在《钱钟书与〈围城〉》中提到钱钟书曾对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当前社会像这样的母鸡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这样的母鸡的立足之地也越来越小了。小时候家里养过几次母鸡,没养过哑巴母鸡,所以记忆里每次母鸡下完蛋都会在那里大叫特叫“咕-咕-嘎——咕”。我不知那是哭还是笑,应该是后者吧。尼采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认为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然而我却觉得那像是在炫耀,这一点小时候很不推崇,所以常常会追着刚下完蛋的母鸡到处跑。然而母鸡并不会因为我的追赶而压低音量。记忆里母鸡下的蛋都是大点小点的问题,好不好吃不在于下蛋的母鸡,而在于煮鸡烧蛋的人。《围城》是一枚不错的鸡蛋,味道好却确实在于下蛋的那只母鸡钱老身上。文坛如鸡圈。下蛋的鸡不下蛋的鸡有很多,有下了蛋叫的,有下了蛋不叫的,还有不下蛋也叫的。当然鸡圈里除了这些鸡之外还混进了许多披着鸡皮的非鸡一族。蛋的味道好不好,和叫声的大小却没甚关系。然而叫声大了也未免有一些误人的情况。
上个世纪就有人提出了中国的精神结构已经千疮百孔知识分子要负责的说法。王小波曾对此提出过异议,认为重建精神结构的责任并不在知识分子。上个世纪说精神结构被知识分子毁了这话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毕竟当时政治对文化左右得太多太多了。而在当今,精神结构的千疮百孔真的与知识分子脱不了干系。不过这话应该是对外而言,对老百姓来说。因为在老百姓的眼里知识分子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并没有细分。也不会去追究是不是有一些人打着知识分子的招牌,在其中捣乱。其实许多知识分子在重建精神结构中做了许多许多,然而却依然还是不能得志,因为文化圈开始腐佳节又重阳败了。如果知识分子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那么要在圈里游也就不免要磕磕绊绊了。而在圈子里能游刃有余的多是变了样的知识分子。不纯了。
王小波和王蒙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应该解散文协。这样的提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似乎是极其必要的。他们都是圈子里的人,有人会把它们与精神结构相挂钩。而于我而言,是圈外人论圈内事,似乎有一种茶余饭后嚼舌头的感觉。更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还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如果说奸臣当道的朝庭是没有希望的朝庭。那么当一些人借着作协成员的名声在圈子里瞎搞捣的时候精神结构也就面临危机了。有人说只是有苦难才能成就文学,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出现极其伟大的作品也许情有可缘。这话不是我说的,记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读到,因为觉得有道理,所以记得比较清。
当文学与红包沾边之后,文学也就变得有些让人不敢恭维了。我理解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所提到的“喜欢写小说,但写了不拿出来发表”。我不知道他将小说作为一种私人写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也许是因为难于为人们所理解吧。当然他的作品还是出版了,而且许多是他在世的时候就出版了。我想写了好的东西不拿出来发表,像杨朱那样的毕竟少数。杨朱是因为自私,不愿把自己的见解传给别人,所以在百家之中,近于销声匿迹了。写出来不能为人们所理解还不如自己留着变成私人写作。在过去写东西要看政治的脸色,当今依然要看,但相比过去已经好多了,言帘卷西风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但这也只是相对的。知识分子觉得言帘卷西风论自由还不够,因为知识分子中对政治对社会不满的总不在少数。而读过毛主人比黄花瘦席所谓的造反有理的言帘卷西风论的人也不少。当然文人因为其手无束鸡之力的特点,也就决定了,许多时候只不过是在那里喊喊,有一些被人堵了嘴巴喊不出声来,能像鲁迅那样的在呐喊中喊醒一些沉睡中的人毕竟不多。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所处的时势脱不了干系,毕竟时势造英雄。在过去有一些好的作品流失了,是因为政治的缘故,而在当今这个社会还显得如此的不堪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和母鸡下蛋的情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了。
母鸡下的蛋味道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厨师的技艺上。虽然也有可能有生软蛋的鸡,但生坏蛋的鸡是我所不曾见过的。在这个时代包装广告的适用范围已经越来越大了。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开始为人们所怀疑了。如果不会包装,好的作品也许就要遭受被扼杀下场。如果不懂宣传,许多好的东西也就被埋没了。而包装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悖学术精神的。因为其中带着太多肮脏的交易。因为有了包装有了宣传有了广告,于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蛋也就可能被包装成鸡蛋的模样混在了队伍之中,而使那纯正的鸡蛋也让人们感到怀疑了。更悲惨的是一些鸡蛋被挤出了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家园。于是作协中出现了次品,出现了一些滥竽充数的,于是作协也就为人们所怀疑了。作协中也出现了潜规则,进入作协需要服从潜规则,在作协中要遵循潜规则,如果受不了也就只好选择退出了。我觉得退出作协的人是勇敢的。虽然退出以后可能步履维艰了。
在言帘卷西风论不自由的年代,许多优秀的作品烂死腹中了。而当言帘卷西风论开始自由之后,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充斥了文坛。
母鸡都有孵蛋的习惯,而并不是所有母鸡都能孵出蛋来,如果没养公鸡的话,母鸡照样可以下蛋,但那样的蛋蛋青里面少了一个小红点,任其怎么孵也是孵不出来的,只会孵成了坏蛋。而当今孵坏了的蛋有许多许多。
当学术开始腐佳节又重阳败后,当文学开始与红包相挂钩的时候,如果适应不了潜规则的束缚,只好选择退出,选择沉默。虽然有时候这样的退出只会让猖狂的更加猖狂,虽然那可能是无谓的牺牲。
我没有机会进作协,如果有机会进,也许我也会选择退出,虽然这可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一种心理。但麻雀虽少五脏俱全。当小报也拿鸡毛当令箭,不溜须拍马不发文章。当同样的文章自己投就被枪毙,让别人就能幸免时。我已经开始对此感到了失望。许多时候留一片精神家园,自己开垦,自给自足,孤芳自赏也是幸福的。
找一个圈,下自己的蛋。好也罢,坏也好。自有外人来品评。当命运安排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不必太过去强求。当有人品尝过后觉得味道不错的时候。也许也就足够了。我们没有必要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别人来拜读。虽然在这个时代金子会不会发光也让人们觉得有些值得怀疑。然而金子本身并不是为了让人见到才发光的。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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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12/14/11/tieqianjiangjun,20061214214139.jpg[/img][/align]
[align=center]一[/align]
如果说秋的到来是清、是静、是悲凉,那么秋的离去是淡、是雅、是怡然。秋天走了,剩给冬天的是什么?是凄凉?是枯槁?是凋零?是一曲恋歌。其中带着悲伤,带着欢笑,带着惆怅,也带着欣慰。
[align=center]二[/align]
秋风带走了枝头的黄叶,只留下废弃了的鸟莫道不消魂巢在树杈间瑟瑟发抖。不知疲倦的寒风日吹夜吹,却也把那傲立着的枯木越吹越瘦。当院角的最后一朵月季凋零后,橙黄的果实已经洒满一地。红的白的菊花业已散场。我们似乎难于从枯木丛中分辨哪一枝曾经绚烂过,然而那傲霜的姿态却分外妖娆。仿佛那些逝去了的日子,已经成了记忆长河中的朵朵浪花。
[align=center]三[/align]
下雪了,起舞了。废弃的鸟莫道不消魂巢盛满了一碗雪,端在高处,兀立风中。雪止了,地湿了,冬青丛中嵌着的团团白雪,仿佛是大的小的花。那就是花!谁说冬青丛不开花?不是不香,只是花香被深锁了,被冰冻了。只要相信“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既便是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也同样可以找到温暖的感觉。在北国走过了三个冬天,这是大学生活中的最后一个冬季。我不曾料到过,我会喜欢这样的季节。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季节里,多了一分牵挂。
[align=center]四[/align]“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在我们憧憬明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身边的美景。如果不是因为对冬季的无奈,也许也将减却对春的期待。在万籁俱静的世界里,分明有一曲恋歌在四处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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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12/5/12/tieqianjiangjun,20061205233659.jpg[/img]
昨天,第一次走进王小波的遗霜李银河博士的博客。回来后想写点什么。看了人们在她的博客上的评论,我不禁有些心寒,其中有无理取闹的,有冷嘲热讽的,当然也有一些客观的评论。
第一次读王小波的作品是在两年前,当时只读了《黄金时代》中的五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莫道不消魂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最初的时候只是看热闹,看完之后猛然回首,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不简单缘于他的黑色幽默的风格,再后来就迷上了王小波的作品,迷上了他的这种风格。
《沉默的大多数》读过几遍我已经记不得了,也许是因为王小波所谓的“文学的冒犯”,也许是因为赞赏,感觉这篇文章要是他不写,在某个时候我也会去写,当然我写不了这么好,他早前就把我想说的说了,把我能表达出来的不能表达出来的都说了。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王小波说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很赞同,因为我也有“中国人的通病”——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正如他所谓的“虽然生活中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幸福和不幸中作出选择。”《铁皮鼓》里面的小奥斯卡不想长大,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想长而不长。我想这也许人们沉默的一个原因。先天里不想说话的人并不多,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不哭的总在少数,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容易理解。假如我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从自己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说明人的生命是一个苦难的历程的话,那么我也就可以理解罗素在五岁的时候说的: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的不幸的一生才过了十四分之一。国人的从众心理是极强的,这为沉默占取了大多数提供了培养基,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心理也是很强的,这使人们对生活的方式有了种种不同的选择,沉默就是其中之一。有人是不敢说,有人是不想说,有人是不愿说。而且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中间游,是人们常有的中庸心理,不敢为天下先。而许多时候人们也信奉祸从口出。王小波说黑色幽默于他是与生俱来的。但我觉得这是他在一个容易被戴上“直露”高帽的国度里,选择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十年前《黄金时代》被当局查禁也许就是一个证明。国人的幽默感并不强,因为会听弦外之音的人不在多,而听到了敢于直面的更不多。我没有考据癖,但我觉得许多作品在字里行间还是渗透着一点什么。虽然王小波对为什么写作写过一篇文章,但我觉得他的写作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萨特所说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王小波的传记我没有读过,有没有出我也不甚清楚。但从王小波的年表和他的作品中(我不相信作品中一定有作者的影子,但我相信作品中有作者的态度)我仿佛读出了他属于不幸的一代,而他的性格加深了他的这种不幸。但他面对生活的态度却是我所钦佩的。如他所说的,他的作品中的角色从来都不哭,我也想象不出王小波哭的样子,但我想象得出他痛苦并微笑着的样子。
《皇帝的新装》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了,《沉默的大多数》则是在上了大学以后才读到的。学《皇帝的新装》时我觉得可笑,读《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我想笑,但笑中带着几分苦涩。感觉不应该是那样的。《皇帝的新装》中,最后时刻,一个小孩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如果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话,这个小孩应该算得上。屈原说出了这句话于是,他就跳江了。王小波和李银河研究同性恋问题,结果害得自己惹了一身骚,还让编辑也带上了尴尬。仿佛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活着不能太清醒,有些东西,我们不可以提,不可以说,只能当当看客。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有其道理。
记得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中提到德国有个政治家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岁不激进,不会有什么出息,如果三十岁还激进,那他将不会有大的出息。巧合的是钱钟书先生也曾说过一句“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钱先生是引用铜城的“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这话谁早谁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都仿佛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小孩子可以说实话,长大后就不能说了;小时候可以用肉眼看世界,长大后就要戴眼镜看,戴各色的眼镜看。晃忽间,我想起了辛弃疾在《丑奴儿•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已经很久了,有点像争论鸡生蛋蛋生鸡,都有道理,但此处我却站在了前者的角度上。因为在社会规则,社会现实的冲刷下,我们都在渐渐地走向麻木,原有的分明的棱角被渐渐地磨去。过去敢说的话现在不敢说了,“童言无忌”人们能接受,而不再童年的时候你要说了不该说的,你就可能要犯“直露”的错误。
在我们的周围沉默的总是大多数,那些发牢骚的,哗众取宠的,有一些终究登不了大雅之堂,依然终归于沉默。王小波说在会议上的表过态,写过批判稿,属于话语上的捐税。这一点我很赞同,你说我这是人云亦云我也不想去争辩。他还说话语的世界里分两极,一种是自愿的捐献,一种是强迫征来的税金。而如我们所知,在过去人们到粮管所交公粮,有人交早稻,有人交晚稻;有人交差的,有人交好的。你可以说前一种人聪明,但自私;你可以说后一种人无私,但笨。所以话语上的捐税,有人捐实话有人捐假话。鱼和熊掌总是不可得兼的,也如梅耶荷德所说的:在你的一个作品出来后,如果所有人都说好,那么你是彻底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还有某些自己的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份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份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获得真正的成功了!人们对王小波的作品有褒有贬,我认为是一种成功的象征。李银河博士的社会学研究方向,也有褒有贬,这也是一种成功的象征。
出生在八零年代,现在我正是则走出二十不远走向三十的年龄。我有做一个有出息的人的信念,所以在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点狂,一点叛逆,有一点愤青,有一点笨,有一点清醒。虽然不会像王小波的弟弟那样吃到一小片腊肉就跑到阳台上喊:“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但我还是会不知天高地厚的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并把杜甫的“唯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挂在嘴边自鸣得意。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那么成长就是一个慢慢走向麻木的过程,也如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的一个慢慢的受锤的过程。外界的环境要求你麻木,麻木了,你的生活也就可以坦然了,而不麻木,成不了圣人,你就可能成为一个人渣。虽然你可能会固执的以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片净土,可是别人看不到。也许有一天,我问“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那说明我麻木得不彻底,如果有一天我说:“水生,给老爷磕头。”那说明我被彻底的麻木了,而当某一天我说“那是,……实在,我说不清……”的时候,我没有麻木,成圣人了。
话语上的捐税,我捐,有一些是自愿的,有一点是被迫的,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在两种不同的场合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有时是发自肺腑的,有时是违心的,有真也有假。
王小波走了,有点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死后却有许多人靠他们活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担心这一点,我没有读到李银河怀念王小波的文章。王小波走了,有点像林语堂说的,文人的地位很高,但是在死后。在沉默的大数里王小波提到“我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幸而在沉默过后,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没有丢失。
当今言帘卷西风论较过去自由了,不小心骂了一句毛主人比黄花瘦席不用担心被拉去蹲监狱,不用担心被斩立决,但现在话语的圈子已经不是分崩离析所能形容了,精神结构已经像是路边的一个垃圾筒,从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却什么都有。如果你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那么也许你的乐观可以为重建精神结构做出点什么贡献。
可是此刻我却沉默着,像是一个看客,麻木了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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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完《纪念钱钟书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后,博客上的朋友水边在评论中“我看<>时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一位好像是名人之后他谈到很多人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遭受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并且连累到子女,他问他的母亲为什么钱先生和钱媛居然没有遭受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那位母亲答:钱是多么的老奸巨猾啊!呵呵看到这我就笑了,这反映了钱先生的处事哲学,人是应该在任何状况下先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的责任的”。感觉钟书先生很冤枉,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十年对于钱先生来说已经是相当的不幸了,这样的不幸也许不大为人所知,因为他并没有就此作过什么样的抱怨。虽然钱先生没有像老舍那样跳湖,但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十年中,还是被整得家破人亡。我想如果那位母亲读过了解过关于文瑞脑消金兽革十年间钱先生一家人的生活的话,也许也就不会如此说了。
1966年8月9日,杨绛先生被“揪出来了”,事隔三天,钱钟书先生也被“揪出来了”揪出来以后,就要挨批斗,要戴纸牌高帽,那一年钱先生已经五十六岁,杨先生五十五岁。钱先生的罪名是“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学术权威”,杨先生的罪名是“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学者”。后来钱钟书被剃了“十字头”,头发被剃出了纵横两道,显示出十字形,杨绛先生只将其头发理光。不几天,杨绛的头发也被剃成了“阴阳头”,被剃了一半留了一半。按杨绛先生所说的情况,如果她向红卫兵求情的话,也许不会被剃成半个光头。但她没有妥协。在挨批斗的过程中,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没有了,游街,挨唾沫、鼻涕,受屈辱,出洋像,他们一样也没能幸免。
后来钱钟书做了清道夫,杨绛洗厕所。1969年,虚岁六十的钱钟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个六十岁的老翁到干校去“锻炼”。如果不是因为老弱病残,老人家也少不了被拖去拉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劳力。
钱先生下放的第二年,他的女婿王得一自杀了。因为他“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不能顶撞宣传队,不能捏造名单害人,不会撒谎”所以他交不出“五一六”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分子的名单,被逼无奈,自杀了。一个月后,杨绛先生也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只剩下钱媛一人留在北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岁了,两位老人还要劳动,要接受“锻炼”。钱先生过六十岁的生日都不能好好的庆祝,只是两个老人匆匆忙忙的聚在一起吃了半个馒头,开了一罐红烧鸡罐头。钱先生要看守工具要巡夜,杨先生要看菜园,年逾半百的人,还要跑到菜园相会,这样的境况我想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1972年,两位老人从干校被遣回北京,回京后的生活依然惨不忍睹。住房被人占了,后来与占房的人合住。因为纠纷,六十多岁的两位老人还和人打架,因为受不了女儿被人打。由于邻居扬言要报复,于是两位老人只好到女儿北师大的宿舍避难,而这一避就是五年。直到一九七七年,两们老人才住进了三里河寓所。才有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居所。
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十年,对于钱钟书的一家来说,同样是一场灾难,在这十年之中,他们并没有少受苦。之所以我们不曾看到有多少关于他们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的相关记载,那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态度的一种坦然,一种豁达。关于文瑞脑消金兽革,钱先生什么也没有去提,如果不是杨绛先生写过一本《从丙午到“流莫道不消魂亡”》也许他们所受的苦就更加的鲜为人知了。而杨先生在《从丙午到“流莫道不消魂亡”》中所记下的,大抵也只是其中的小小一部份而己。因为杨先生和钱先生一样,在生活上都是乐观的一派。如果换另一个人,也许会是另一种写法。这一点《我们仨》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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